38岁的大榜村村民刘思明赤裸着上身，不停地用一块毛巾擦着身上的汗。大榜村海拔800多米，送水车刚刚开走，刘思明和老婆一口气挑了三桶水，累得有些喘气。

村支书邓显发说，每户人家按规定最多能挑6桶水。刘思明家正好在马路边，挑水方便些。那些住在山上的村民，能挑一两桶就不错了。

在大旱之前，刘思明在重庆一家煤矿挖煤。村里干旱已经近两个月了，开始是他妻子梁正书一人在撑着———她每天来回走四五公里的山路去挑水。后来山上已无水可挑了，梁正书给老公打电话：“家里人都快渴死了，你还打个啥子工嘛……”刘思明一听慌了，火急火燎地往家赶。

大榜村在外打工的村民约有2000人，将近占总人口的一半。但像刘思明这样能赶回家救急的还不到100人。村支书邓显发说，出去的都是青壮劳力，留在家的都是老弱病残，解决这部分人的喝水问题更为迫切。

今年干旱给这家人带来的损失已经非常明显。

刘思明全家今年与去年的收入对比如下：

水稻：去年收成1000斤，挣600元。今年收入为零。

玉米：去年收成800斤，挣450元。今年收了600斤。

花生：去年收成100斤，挣300元。今年收入为零。

辣椒：去年收成30斤，挣100元。今年收入为零。

猪：两头（去年杀了一头，今年又买了一头，但还没养大）。

刘思明在外打工一年的收入约为四五千元。但今年因为中途回家，收入至少将减少近千元。

刘家一共四口人。算下来，今年他全家的总收入估计不超过四千元。只相当于去年收入的一半。

村支书邓显发说，刘家的条件在村里还算是中等水平。大榜村历来的情况是：如果天不干旱，农民家里能略有节余。如果干旱，许多人家就要靠在外打工的亲属接济了。

56岁的江道碧家在村里属于困难户。她家住在山上，我们遇到她时，她正费力地挑着两担水回家。

江道碧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小女儿暑假过后读初三。江道碧的丈夫有气管炎，不能干重体力活。说起妻子挑水的事，他的眼神既无奈又悲哀。

因为人口多，江道碧家的农田比刘思明家要多一些。她家的水稻往年能收2000多斤，但今年几乎颗粒无收，1000多块钱就这样在高温下化为灰烬。

现在，江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四头猪身上。这四头猪能换2000多块钱，但让他们发愁的是，猪食已越来越难找了，小女儿说：“现在连猪草都干了，猪都养得瘦瘦的。”

20号的中午，江道碧一家五口人吃的是一大盆稀饭，和一大盆辣椒炒黄瓜。江道碧说，做稀饭划算，不但吃起来凉快，还能当水喝。辣椒炒黄瓜装在一个大铝盆里，已被吃得精光，记者端起盆子瞧了瞧，盆底仿佛一面镜子，能照出脸来。

村支书邓显发说，考虑到江道碧家的实际困难，村里去年就给她家申请了特困户补助。今年能补多少，还不知道。一旁的江道碧听后有些急了：“去年的补助到现在还没发下来呢……”“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这一代缺乏忧患意识”

作为一位基层官员，东溪镇党委书记刘红兵把这场大旱视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

8月20日上午，东溪镇召开抗旱动员大会。会后，镇政府一百多位干部，除留守的十几人外，其余全部奔赴农村。刘本人随同重庆市、綦江县的领导赴大榜村视察灾情。

这位38岁、习惯穿牛仔裤的女书记在乡镇已工作了十年。38岁正是一个乡镇一把手在仕途上的微妙年龄。在近两个月的干旱期，全镇20个行政村，刘红兵已跑了17个。两天前的一场山火，这位女书记也奋战在灭火一线。

“大旱中的老百姓死活，就是个政治问题。”她说。上级给他们设置了五条“高压线”，就是要确保人员不渴死、不饿死、不热死、不被毒死、不（因争水）被打死。

綦江县志记录，1884年，綦江县曾发生严重旱灾，“饿殍遍野”，之后当地发生大规模抢水骚乱，“死者相累”，经过清政府镇压，“死伤过万”。

刘红兵说，当地百姓因抢水而引发的殴斗年年都有发生，今年也不例外。但镇里今年把制止这类纠纷上升到关乎社会稳定的高度，目前尚未有伤亡事件发生。

刘红兵的父亲曾担任过綦江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父亲的事业和刘红兵在2006年夏天的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父亲这辈人信奉的是毛泽东的那句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她说，在她儿时记忆中，父亲往往在工地一泡就是半年，父女俩难得见上一面。回到家里，父亲给她最深的印象是和同事摆“龙门阵”，谈的都是修渠挖塘的事。

但父辈留下的沟堰塘渠，如今在刘红兵看来，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维修。很多水库、池塘由于没有清淤，加上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导致蓄水能力下降，在抗旱中没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比与父辈的差距，刘红兵说，自己这一代人毕竟没有经历过大灾大难，缺乏一种忧患意识。

“父辈他们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他们当时玩命地干，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水利的问题。”她举例说，东溪镇最大的丁山水库，当年就是人们一担泥，一挑土地挖出来的，当时动用七八万人的力量。现在丁山水库的灌溉能力降低一半，但要进行维修的话，镇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

她坦言，如今兴修水利再搞这种“群众运动”、“人海战术”肯定不现实，但在农村，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还是要对“靠天吃饭”时刻保持一种警惕。

“比如新农村建设，我不太赞成去造多少幢漂亮的农舍，对农民来说，修水、电、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最管用。”

被高温改变的政治气候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当高温在改变綦江的自然气候时，也在改变着这里的政治气候。

“全县的干部都被发动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场运动来了。”当地一位官员说。

綦江县委、县政府已发出通知：在旱情未得到缓解前，全县所有干部一律放弃双休日。而据记者了解，当地不少干部，干旱两个月来未休一天假的不在少数，不少干部用“极度疲劳”来形容身体状况。

喝水是头等大事。綦江县给63个县级部门下达“强制令”———对全县19个镇进行对口支援送水。水费由县政府“埋单”，但车辆须由各个部门自己解决。綦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宁说，各个部门的办公经费本来就比较紧张，大家就咬咬牙，挤出一些办公经费付车费、买水桶。不少部门还为此在干部员工中开展捐款。

8月20日，记者在綦江县几个职能部门采访时，均未能找到相关负责人，一打听，全部下乡指导抗旱了。綦江县政府办公室透露，全县约有1/3的干部已被派驻到镇村。

“大灾大难时，要让群众多看到干部。干部在第一线，群众心里就踏实。”东溪镇党委书记刘红兵说。

高温下的这场执政能力的考验，綦江欲交一份满意答卷的心情，显然更为迫切。

在这次创下重庆气象纪录的44.5℃之前，綦江最出名的是7年前那起带有腐败色彩的彩虹桥倒塌事件。当地一位官员说，彩虹桥事件之前，綦江在重庆的县级市中，排名一直比较靠前，但彩虹桥事件后，綦江的排名如今已跌至末几位。有一种说法是，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谈到綦江，往往摇摇头叹口气：“綦江就这么一回事了。”

“我们千方百计想走出这种精神低谷。”綦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宁说，这次大旱，农民们说政府送的水“甜蜜蜜”，綦江的干群关系更为融洽，綦江人的士气也在高温下不断升温。

8月20日，就在我们赴綦江采访的当天，一场中雨飘落而至。这也是綦江近两个月干旱来落的首场喜雨。彩虹桥旁，一群年轻人正兴致勃勃地拍照留影，“凉粉、凉面”的吆喝声混杂着浓郁的花椒气息，在这个城市上空飘荡。平静背后，又一场危机已经袭来———綦江两大水库已无水可放，水荒开始逼向县城15万人。

綦江再次上紧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