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曾喆的妈妈岑娇娴站在“曾喆街”的路牌下，接受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的采访。其实曾喆的故事举世皆知，因为他是9·11事件中著名的华人英雄。

曾喆曾在纽约银行上班。9·11那天，他带着急救箱，穿过两条街，赶到世贸大楼救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现场拍摄到他救人时的镜头。

后来，他没有回来。

为纪念他，纽约市将哥伦布公园北侧的一条路命名为“曾喆街”；曾喆生前工作的纽约银行，以曾喆的名字命名公司的会议厅———据了解，享有这一荣誉的另一个人，是公司创始人。曾喆曾经读书的罗彻斯特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辆急救车；他的母校成立了“曾喆基金”。

9·11事件的第二天，曾喆的妈妈岑女士就退休了。她说，这几年，她通过做义工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来抚慰自己失去爱子的伤痛。她应邀成为美国民众安全服务队的荣誉会员，在那里学到了很多急救知识。

伍若辉：那块玻璃后面曾坐过谁

纽约下城医院内科医生伍若辉正在医院里上课。突然间一声巨响，大家跑出医院一看，世贸大楼在着火。他们立即结束课程，准备急救。

伍若辉回忆说：

没多久第二架飞机撞了上来。我们赶紧把医院所有部门都改装成急诊室。半小时后，伤员涌进来了，有皮肤烧伤的，有呼吸不畅的，大多是轻伤。

以后几天，我去世贸遗址做义工参加救援。街道清理了，地上的灰尘还有半尺多厚，还撒满钱包、鞋子、手机和女人的手袋，我能想象出人们逃生时的情形。世贸遗址一片萧条，像一个鬼城，阴森恐怖。

我拍了些照片，每次按下快门，心里都很伤感。这些照片洗出来后，就没再看过。有些东西应该留在记忆里，不要拿出来再一次残忍地演示一遍。

我还捡到一块玻璃，很厚，很小。我将它洗干净，时不时去看看，我想，这块玻璃曾装在几楼，它后面坐过怎样的人？

莫培铎：不记得那天进城出城多少次

莫培铎是一家医院的救护车司机。9·11那天9时多，听说世贸大楼出事了，他还没来得及跑出去看，许多伤员涌了进来。莫培铎回忆说：

在医院那么久，从没见过这么多病人同时出现。当时没有地铁，没有公交车，病人只能靠我开车送回家。很多人一路都在向后张望，好像从地狱里逃出来似的。

车子很快没油了，可街口全封锁了，警察层层包围，我只好拿着工作证，央求他们让我过去加油。

我忙着送病人，不记得进城出城多少趟，却忘记打电话回家，直到下午才记起。家人希望我赶紧回家，可我那辆车的引擎，到晚上12时才熄灭，此时才想起，我这一天还没吃过东西。

现在我还是救护车司机。5年了，每次走过百老汇街，我心里都会觉得悲伤。这是我进出医院的必经之路，我总能感觉到那天的情景，满地的灰尘、倒塌的房屋和哭喊的人们，实在太可怕了。

伍雅倡：接到上万件遗骸

纽约警察局109分局的伍雅倡接待一个朋友游玩纽约，拍下了世贸双塔的照片。没想到，这个纽约著名的景点，在第二天消失了。他回忆道：

那天早上10时，我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马上回到109分局。警局一片混乱，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

冷静一些后，我们组成一个十几人的小队赶到南街码头。那里聚集着几百名警察。现场还在燃烧、爆炸，无法接近。

深夜，我们被分成两班，一天24小时在停尸房工作。

头两天世贸废墟还在燃烧，没运来什么尸体。后来每天送来上百具尸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一只手，一条腿什么的。我们负责清洗、检验、分类和编号。

那段日子，我们接到了上万件遗骸。我做了20多年警察，第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触到这么多尸体，心情很沉重。其中不少是警察和消防人员，有的身上仍带着救人的铁甲和绳索。

伍雅倡目前仍是109分局的侦探。他说，9·11那年使用的警徽，我会一直珍藏。

陈思进：幸存者的感悟

5年前，陈思进在世贸北塔80层8067室上班。他说：

那天我用了一个半小时，在北塔倒塌之前安全撤离。那是我一生无法忘记的时刻。我们在楼内，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同楼一家亚洲公司，因等待总部指示拖了半小时，数十名员工无一生还。

此后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处在半醒半睡之中，很困乏，却无法入睡。

9·11使我丢了工作，因为我所在的证券交易公司被兼并了。所幸当年就找到了新工作，去年又跳槽到美国银行证券公司当副总裁。

9·11的经历，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现在对幸福的理解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钱财固然重要，但不是生活的目的。我和妻子住在罗斯福岛上租来的公寓，不打算买房，也不养汽车。这是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