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电梯的时候，陈老师忽然问我：“你看过《冬季恋歌》吗？我觉得韩国人编的爱情故事很有意思。”陈老师的问话让我觉得很吃惊，我做梦都想不到一个不喜欢张爱玲的教授还会看韩国偶像剧。

看到张爱玲，就想起我的老师陈福康。他与陈子善先生很熟，都是上海那边做学问的人。

不过，他们经常吵架。不能说吵架，应该说在学术上有争议。争什么呢？争张爱玲啊。

陈子善先生对张爱玲的态度，基本上可以代表广大的上海学者对张爱玲的态度：一个超脱在世俗之外的奇女子，是沦陷区时期的一朵文坛“奇葩”。

陈福康老师给我们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讲到张爱玲这一章，他就说：“我们要批判地看。不要被潮流左右。她不是奇葩，她是朵毒花。”

陈老师问我们：“你们说张爱玲的小说好在哪里？”

我们就很忐忑地说：“文风细腻，格调很现代，人物刻画入木三分。”

陈老师就会跳起来说：“以上这三点，难道丁玲没有吗，难道叶圣陶没有吗，难道郑振铎没有吗？”

然后他就伸出手指，别过脑袋，无比悲愤地说：“人是要讲立场的，人是要明白时局的，人是要明白自己是属于国家的。”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在日本人办的殖民报纸上发文章，然后又和大汉奸胡兰成纠缠不清，陈福康老师觉得简直是大大的糊涂，糊涂到一定地步了。用陈凯歌的话来说就是：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至于张爱玲的小说，陈老师更是觉得萎靡颓废，写来写去都是发育不良、不见天光的男欢女爱。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翻来覆去写这类东西，不是亡国之音又是什么呢？

陈老师反对热捧张爱玲，在上海也没什么人理他。但就算是自言自语，他也要说。别人不听，那就说给学生听吧。

我觉得陈老师说的是对的。有些人，可以研究，但如果不加批判，就会变得可笑荒唐。

有一次，陈老师带我出去吃饭，同桌的还有他的好朋友陆康先生。陆康先生是著名书法篆刻家，他的祖父是南社的陆澹安。

等电梯的时候，陈老师忽然问我：“你看过《冬季恋歌》吗？我觉得韩国人编的爱情故事很有意思。”陈老师的问话让我觉得很吃惊，我做梦都想不到一个不喜欢张爱玲的教授还会看韩国偶像剧。

陆康先生就拍拍我的肩膀说：“陈福康就是个老顽童，对名利没有畏惧，什么都是率性而为。”

陈老师毕业于北师大。他的老师是李何林先生。陈老师说，李何林先生教会了他做学问，更重要的是教会了他要清清白白、正直不阿地做人。

我毕业的时候，陈老师对我说：“做记者也许比做研究更适合你。但你容易浮夸，这是大忌。”

我和张爱玲也不是很熟。所以，想到的也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