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对是一种别样的书写，每个看完司马辽太郎讲述的《项羽与刘邦》后，都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每一个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司马迁及他的《史记》，这位自认为“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的日本人却在《史记》的间架中完成了一种崭新的民间阐述，也就是说，司马辽太郎完全放弃了我们习惯的历史叙述模式，将印象中应该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叙事平静地改写为身边的故事，好像是几个邻居在一起谈论谁家的儿子如何有出息，或者小时候如何顽皮抑或木讷之类，在突然间，我觉得楚汉争霸的众英豪一下子离我很近很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秦汉交替之际的风云人物与历史故事早已深入我们的记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等等成语早已凝练成历史的悲壮与传奇，然而，历史真的就是这些么？历史真的就跟我们的日常如此天壤之别么？在司马辽太郎这个日本人的眼中，显然不是。在他的笔下，《史记》的叙述只是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间架，而填满这些间架的是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人物，再普通不过的言辞，只是在时间的风云际会中闪耀出各自的光彩。

刘邦只不过是市井中游手好闲之辈，在和平的年代，依他的所作所为和品性或许刚刚混到个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小头目，而项羽由于他的简单粗暴，可能在当上小头目后就被别人火并，或者被朝廷镇压。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刘邦的游手好闲与“好人缘”却如鱼得水，项羽也因勇猛而一时劲头十足。在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当中，丝毫没有夸大他们的超人之处，只是恰当地显示出在一步步的局势演进中，他们也是棋盘中的一粒棋子，尽管在形式上有贵为将帅，有弱如兵卒，但若是没有这棋局，他们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在步步的推移与变迁中，刘邦、项羽之所以能成为领头羊也显得合情合理。时常让我感觉到，作者在尽力推广一种曾经流行的观念：性格决定命运。

刘邦不是天生雄才大略，项羽也非天生英名盖世，他们同是凡人，正如李宗盛的歌曲：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立足于这一点来填写楚汉之争的细节，无疑更增加了历史的可信度，在拉近历史人物与时间之于我们的距离的同时，也增加了历史的亲切感。刘邦爱酒，爱耍赖，也好色，在被项羽追击的时候也狼狈不堪，几近崩溃，从马车上几次扔下儿女，以求减轻负担，而夏侯婴的几次冒死捡回孩子之情也写得令人感到质朴的忠诚。项羽勇猛果敢，但为人吝啬小气，任人唯亲，终于气走范增，尽管也能怜香惜玉，但在司马辽太郎的笔下并没有抬到历来戏剧舞台“霸王别姬”式的悲壮高度，而且其细节描写也与戏剧中虞姬自刎的设置完全不同，译文是这样的：“虞姬舞完刚刚停下，项羽立即拔出长剑，一剑刺中她的咽喉。”这样的改变显然大大减低了项羽作为英雄的气质，远不及梅兰芳先生那经典的一抹，然而，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改变似乎更符合项羽的性格作风。

如此一来，或许可以开拓我们对刘、项二位诗作的凡人解读版。刘邦《大风歌》所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只不过是道出了一个自身无力叱咤风云的人两个再普通不过的愿望：荣归故里及他人代劳。在司马辽太郎的笔下，正是由于萧何、张良、韩信、夏侯婴、陈平等的“代劳”，才成就了刘邦的愿望，也就是说，雄才大略的解说或许并不符合刘邦作歌时的心境。而项羽的《垓下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怨天尤人式的咏叹：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因此，十分不理解，人们在称颂项羽英雄气概时何以以此歌来大说特说。

正儿八经的历史，常常是事件的罗列，而对于人物性格，以及由此对历史造成的影响常常忽略，这就为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像与推理的空间。在此，我不能免俗地比较一下时下正火的易中天式与日本的司马辽太郎式。易式侧重的是以考证来调戏《三国演义》的小说推演，似乎对罗贯中不够厚道，而其“解构”又降低了人们对历史的尊重程度；而司马式表面上似乎并没有破坏什么，他只是根据地理、时间状况、文化特性等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联作出合理的推想，以增进对历史的理解，当然，这样的做法可能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历史意义的平淡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仍旧如一把双刃剑。

【《项羽与刘邦》（上、下卷）/[日]司马辽太郎著/赵德远译/南海出版公司/2006.9/4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