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颡生（杭州）

1948年，因家里有四个弟弟，我小学毕业，就被父亲送到杭州艮山门外虎林茶叶店学生意，茶叶店又卖邮票、寄挂号信等，故又是“邮政代办所。”

杭州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物价一天要贵几次，老百姓称“瞌目充鬼（贵）”。当时领涨的是三只“白老虎”：棉纱、大米、银元。为了赶上物价飞涨的形势，邮政当局就不断调邮资价格，但调价有一定程序，即使每天涨价也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后来邮局通知：邮资与银元挂钩，寄一封平信为银元四分。但邮票仍是原来纸币的面值，邮递员每天来收邮件或送信时带来即时的银元价格，我们根据送达的市价将四分银元折成纸币价值。这样一来，寄一封信所需贴的邮票就必须根椐早晚不同市价来确定。

我记得一位老伯伯要寄一封平信，因为邮资涨价，带的钱不够，跑了三趟才寄成信。有一个人来寄一封挂号信，我挑了最大面值的邮票，一折算，竟要贴196枚邮票！我尽了最大努力，四枚邮票盖一个日戳，一共盖了49个邮戳。196枚邮票信封上根本贴不了，我只能把邮票折拢，用订书机把邮票订在信封后面。

我想，一封信贴196枚邮票，这恐怕也是邮政史上的吉尼斯纪录吧！